识得两仪根太极，此时方好绝韦编。

另一方面，地域性对宋代儒学的普遍性精神会形成不同选择、偏好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其一，不同地域的特殊自然的、经济的、政治的条件，对该区域儒学普遍性精神的不同选择、偏好，是可能产生影响的。但作为普遍性精神追求的儒家学派，他们的思想到底有没有实际的地域意义呢？ 毫无问题，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，就是民俗文化往往表现为有地域差异的方言俚语、风俗习惯、民间信仰、民间艺术等方面，而精英文化则是体现为追求普遍性的知识、道德、艺术、宗教，尤其是儒家学术的精英文化，更是以人类、天下、宇宙的普遍性价值为目标。

宋代重新确立了儒学的主体地位，宋学成为一种能够兼容儒、法、道、佛等多元思想，同时又保留了儒学价值信仰、学术体系的新儒学。春秋战国就是一个诸子百家并存的时期。在宋学的研究领域，有关学术师承关系的厘清十分重要，学术师承不仅仅是理解其思想渊源的依据，同时更是思想归属、学派划分的依据。儒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、价值信仰，是在对普遍性法则、原理、价值、理想的追求中建构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。汉学的兴起和发展主要借助于朝廷的官学体制及博士制度，而宋学的学术研究、人才培养主要是非官方的途径。

其二，每一个面向的价值取向、精神目标不同，道既可以是性命道德的人之道，也可以是阴阳五行的天之道。[8]陈来：《儒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》，《天津社会科学》2005年第3期。但是，宋儒所倡的这种内圣型人格，既没有拯救宋代社会和国家的危亡，也没有拯救明朝的统治，更没有为万世开太平，在现实人生中，反而显出士大夫迂阔空疏的人格特征。

在王船山一生艰苦奋斗的人生历程中，在他所留下的数千万言的著述中，人们可以发现他本人同样体现出合道德理性与刚直血性的人格精神。屈原一生的心路历程、情感经历、思想世界，全部凝结在他的诗歌作品中间，屈原通过自己留下的大量楚辞作品，感染、影响、塑造着王船山的精神人格。[5]【明】王夫之：《俟解》，《船山全书》第12册，岳麓书社，2011年，第479页 [6]【明】王夫之：《续春秋左氏传博议》卷下，《船山全书》第5册，岳麓书社，2011年，第607页。[7]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，王船山的豪杰精神就包括了一种刚直的气质、血性意志在内，融入了南方楚蛮文化。

深谙儒学的熊十力说：孔子内圣外王的精神，庄子犹能识。败而知有可成，则成而抑思其且可以败。

因船山之子王敔入得湖广学政潘宗洛的慕府，潘得船山先生之书而读之，十分赞叹，故为船山先生作传，并允船山先生以乡贤入祠。一方面，王船山继承了儒家道德理性的人格精神，时时表现出关怀社会、心忧天下的人文志向。夫之先生的船山之号，即取其家乡湘西草堂对面一座状如覆船的石山即船山，他十分喜爱石船山那种顽强、孤独的品格，故而以顽石自喻而写成《船山记》，他在记中写道：船山，山之岑有石如船，顽石也，而以之名。而王船山则通过阅读、注释屈原的楚辞作品，在重塑屈原的精神人格的同时，也在塑造自己的人格精神。

再到晚年誓不剃发、不易服、不出仕直至最后全而归之。探讨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，必须重视湖南地区的乡贤典范对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形成的影响。船山立身之坚决，气节之刚烈，在晚明的遗民中也是不多见的这样，宋代儒学的学术教育出现一个重大变化，即大量地域化学派的出现，形成学统四起的局面。

儒、法、道、佛等流派既是不同士大夫的价值信仰、生活实践的思想之源，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甚至是主导着国家层面的思想意识。这一新的儒学形态必须能够满足新时期的不同需求，故而要吸收其他流派的学术思想。

王安石说：道有本有末。同样政的经典资源既有五经与四书的明显差异，更包括对管、商、申、韩思想的吸收。

谈老释者高妙其言，不依附孔孟。其一，多元并存的格局，即儒、法、道、佛等不同思想的多元并存。[3]张九成：《尽言集序》，载庄仲方编《中华传世文选·南宋文范》卷48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663页。所以南宋张九成说：介甫所学者申、韩，文之以六经[3]，应该是道出了部分事实。正如秦汉确立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延续两千年一样，西汉确立的儒学一元化思想体制也一直延续到清末。其实最初王安石之学也是地域学派，学术史上称之为临川之学或金陵之学，只是《三经新义》的官学地位确立后，王安石之学才被称为荆公新学，此新学就是取代旧官学的新官学。

[5] 但是另一方面，宋学的多元发展更加依赖于民间讲学的下行路线。关中之申、侯二子，实开横渠之先。

一方面，学术谱系、师承关系是理解宋学内部不同学派的重要原则。这些学术流派的共同点在于，他们都对汉唐儒学不满，希望复兴先秦儒学，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而重新建构义理，创造一种新的内圣外王之道、明体达用之学，以一种新儒学形态因应两宋时期的历史转型、社会发展的需要。

也就是说，从宋代以后，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发展主要是儒学史的发展，并且与宋学有着重要的学术关联。尽管他们的学术追求是普遍意义的性命之理、王道政治，但他们只是在各自的家乡、寓所从事学术交流与著述。

这些差别会通过学术师承、家学渊源、书院学风、乡贤祠堂等不同途径的影响，最终形成地域性学术传统。追求学术创新的士人或在自己人脉通达的家乡，或在自己宦游、客居的地方，积极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，以实现自己的师道理想。清儒戴震曾经说:宋以前，孔孟自孔孟，老释自老释。[4]这一说法有些夸大，但是宋代以来的理学家在诠释孔孟之书时，确实融入了大量佛老之学的思想，这既包括哲学思辨的形式，也包括精神境界、身心工夫。

一时学者，无敢不传习，主司纯用以取士，士莫得自名一说，先儒传注，一切废不用。尽管宋儒普遍地表达出明体达用的学术追求，但他们主要是通过非官方体制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途径，故而使得宋以前儒、法、道、佛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，转向了两宋时期一体多元的宋学形态。

浙东则有明州杨、杜五子，永嘉之儒志（王开祖）、经行（丁昌期）二子，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，皆与安定（胡瑗）湖学相应。经过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，特别是宋代士大夫对儒学的重建，儒学在学术界、教育界的一统天下最终得以实现。

此外，书院还有一个重要特点，即两宋时期地方的文化教育中心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。有为之际，则身心管、商。

其著名弟子杨时来自福建，杨时学成回归，程颢曾有吾道南矣的欣慰之叹。今长沙之岳麓、衡之石鼓、武夷之精舍、星渚之白鹿，群居丽泽，服膺古训，皆足以佐学校之不及。可见，儒学的道（体）、学（文）、政（用）三个方面，其实就是儒者的普遍性精神追求。所以在宋代学术史的重要著作《宋元学案》中，作者总是要首先确立学者之间的学术师承关系。

另外，宋代兴起了儒家功利主义思潮，事功学派陈亮、叶适高度赞扬和倡导汉唐君主及其政治事功，明显体现出法家政治功利主义的色彩。其二，不同地域的特殊风俗习惯、民间信仰、民间艺术等民俗文化，以及历史和现实中保存下来的佛道宗教文化等，也会对该区域儒学普遍性精神的不同选择产生影响。

筚路蓝缕，用启山林，皆序录者所不当遗[6]。而宋代士大夫以儒学为体，兼容佛、道、法诸家的不同思想，重新建构了一个能够明体达用的新儒学，既可以是思想境界、修身工夫各异的内圣之学，也可以是政治价值、治理方法不同的外王之学。

越是有学术成就、思想影响的学者，其实也是越敢于和善于吸收其他不同思想的新型儒家。南宋也是以地域命名学派，包括湖湘学、闽学、江西学、浙学等。